32亿人民团结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旗帜之下。
自由贸易区开建
按照一体化理论，区域一体化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从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再到共同市场、统一货币区。
在现实中，亚洲一体化与欧洲类似，也是从贸易与经济入手，逐渐向综合领域“溢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90年底正式提议成立“东亚经济集团”。2000年的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首次提出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主张。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则最早提出“亚洲经济共同体”构想，其本质就是将印度也纳入“10+3”机制。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提议，打造一个类似欧盟的“亚洲太平洋共同体”，将亚洲一体化的外延进一步扩大。
“自由贸易区”(FTA)，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突破口。而东亚地区是亚洲内部自贸区的先行者。
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组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盟自由贸易区逐渐成为亚洲一个规范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目前东亚已形成四种相互联系的区域一体化机制：东盟;“10+1”(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亚三国(中日韩);“10+3”(东盟与中日韩)。其中，“10+3”已成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条主渠道。
自贸区的实践在亚洲其他地区也相继开展。在南亚，1985年成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SAARC)，到 1995年，南盟国家签署《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优惠贸易安排框架协议》，此后南亚的贸易自由化出现实质性进展。在西亚，1981年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GCC)，2003年建立了海合会关税同盟，2008年启动了海湾共同市场。在中亚，1999年成立了“中亚经济共同体”，并于2005年升级为“欧亚经济共同体”;2001年中亚四国和中国、俄罗斯又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SCO)，确立了贸易、投资和服务自由化的战略原则。
合作升级
从2008年起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给亚洲经济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契机。这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领东亚经济合作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但是，此次亚洲各国加强区域合作、共度时艰的意识和决心明显加强。
全球经济危机特别促进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开展。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东亚经济一体化一直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各自为政”：东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速度快，在危机爆发时已进入制定“东盟共同体”路线图阶段，而东北亚地区一体化建设却一直进展不大;此外，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联系机制非常薄弱。
出于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考虑，2008年12月13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日本福岗举行会议，确立了三国伙伴关系，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这对东亚和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来说是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金融危机终将过去，但亚洲经济一体化将继续推进。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认为，在未来五年左右时间里，包括北美和欧洲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将会快速从金融危机的阴霾中走出。但是这些经济体的消费水平并不会迅速回升到从前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亚洲国家必须重新平衡经济增长来源，从过去的依赖外需为主逐渐转变为依靠国内需求和区域内需求。
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陆建人也持类似观点。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随着中国人逐渐富裕，中国将为自贸区提供巨大的内部市场，从而摆脱依赖区外需求的模式。
除了贸易以外，亚洲经济一体化也在其他诸多领域开展。在能源领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能源消费国与中亚、中东等产油国的合作在最近几年里有了质的推进。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和尼泊尔在共同保护雪山环境方面展开了有效的合作。
隐忧考验
不过，蓬勃发展的亚洲经济一体化也有隐忧。
陆建人认为，目前亚洲的自贸区大多是“南南型”，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形式。而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均表明，南南型一体化不如南北型一体化。“因为南南型一体化组织的内部市场往往比较狭小，内部贸易比重不高，难以形成紧密的分工关系，一体化政策也较难协调，并且存在较严重的贸易转向效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障碍在于东亚内部情况差异大，比如新加坡与缅甸之间的状况截然不同。
此外，东亚各国在非传统领域由于都是面对比较新兴的问题，合作经验少，建立协同机制尚需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