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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重心东移 中国正改变国际经济外交基调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编辑:杨政伟 2010年04月08日 08:37:44 打印

  2010博鳌_改变国际经济外交基调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由亚洲国家主导的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正在改变国际经济外交基调,更改变亚洲领导人对自身作用和责任的认知。

  一方面,亚洲国家利用博鳌亚洲论坛向世界释放善意;另一方面,近年来,博鳌亚洲论坛也愈加成为外部世界同亚洲接触和斡旋的外交平台,本届博鳌亚洲论坛更成为了全球气候外交的延伸。

  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日宣布:应博鳌亚洲论坛邀请,老挝国家主席朱马里、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蒙古总理巴特包勒德、伊朗第一副总统拉希米、阿富汗副总统哈利利、东帝汶副总理古特雷斯、柬埔寨国务大臣兼计划部大臣蔡唐将出席4月10日在中国海南省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开幕式。

  出席年会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将分别会见有关国家领导人。

  中美关系回暖测试场

  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在历届会议上都缺席的美国现任政府高级官员,此次也加入了博鳌的议程,在中美关系回暖的关键时刻,其幕后意义不言而喻。

  虽然在以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可以看到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美国前总统布什的身影,颇有“捞金”之感,但是美国现任政府高级官员还是第一次将博鳌亚洲论坛作为政治斡旋的重要场合。

  美国负责经济、能源及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霍尔迈茨 (Robert Hormats)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霍尔迈茨的就任,被认为是希拉里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重新聚焦和布局,霍尔迈茨在对华问题上资历深厚,年轻时就曾任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人的高级经济顾问,他还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方面的主要负责人。

  在官方议程上,霍尔迈茨选择了一个颇有深意的主题“从G8到G20: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架构、新原则、新力量”。

  霍尔迈茨将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以及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胡安·何塞·达布等人一道,就“新兴经济体的崛起,G8不再能主导全球的经济事务,以及 G20应运而生”展开讨论。

  此外,据《第一财经日报》获悉,霍尔迈茨也会就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举行和准备与中方进行接触。

  由于美方的连续行为,中美关系维持了近半年的低谷期,且在汇率问题上,双方无法达成妥协造成了事态的恶化趋势。

  在美方派出国务院二把手——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赴华时,斯坦伯格也未能像以往访华时,受到超级别对待。

  目前,伴随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中美领导人之间通话,中美关系回稳渐升。

  奥巴马(4月2日)在通话中表示,美中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对两国十分重要,对世界也十分重要。发展健康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两国长期和战略利益。美方全面确认奉行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继续承认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中美都面临巩固经济复苏成果、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艰巨任务。保持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双方坚持通过平等协商妥善处理有关经贸问题,维护中美经贸合作大局。

  奥巴马表示,美方理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希望双方继续作出努力,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双方有关关切,促进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和平衡发展。

  两国元首并表示,双方应该共同努力,确保即将举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积极成果。

  不过距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仅剩一个多月时间,由于此前中美关系出现空当期,目前会议议程以及主题均未对外公布,据记者获悉,此次霍尔迈茨在博鳌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同中方就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全球气候变化外交延伸

  自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980年代后,东亚经济实现了腾飞;东亚地区合作(10+3)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东盟正在实现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由于自然地理联系都在开展各项合作。

  虽然亚洲国家和地区已参与了APEC、PECC等诸多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但没有一个真正由亚洲国家主导的组织。

  1998年9月,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和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倡议成立一个类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亚洲论坛”,“亚洲论坛”这一概念一经推出即获得了有关各国的一致认同,在此背景下,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于2001年2月26日~27日在海南博鳌举行,并在近十年间,上演了多幕外交斡旋的经典时刻。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的主题定位“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北京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年会将从不同角度探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主要议题,包括亚洲及其他地区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与可能。

  龙永图表示,虽然去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没有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公约,但各国不应放弃承担与其经济发展相应的减排和减缓义务。

  龙永图进一步阐释说,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应主动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积极主动地布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利用此次金融危机的契机逐步调整污染重、效益低的落后产能,使低碳经济成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使本轮以亚洲经济增长为驱动的全球经济复苏,真正成为绿色复苏。

  龙永图表示,亚洲目前在全球贸易总额中占1/3,是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市场之一。希望亚洲各国和地区与其他国家的领袖、代表能通过博鳌论坛这个对话平台,推进务实合作,促进亚洲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亚洲智慧和亚洲力量。

  以目前的参会人员而看,博鳌亚洲论坛成功地将全球外交议程吸入三天的会议之中,成为了全球气候外交的延伸。

  其中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的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将加入博鳌亚洲论坛的讨论之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立场强硬的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也将参会。

  丹麦气候与能源部长吕珂·弗里斯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在墨西哥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之前,丹麦现在还是主办国,丹麦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重新开启磋商。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备受争议的拉斯穆森则力求落实《哥本哈根协议》,并在各发达国家展开游说,促成300亿美元的快速资金尽早能够启动。

  此次拉斯穆森的博鳌之行,也或就此事与中印两国进行幕后磋商。

  博鳌亚洲论坛对亚洲政策的传递性质吸引了大量商界领袖特地赴海南听会。

  目前,已有近900名企业界领袖确认出席,比去年年会增加12%:来自亚洲如印度、日本的企业参会热情很高,参会代表人数是历届年会中最多的。

  截至目前,已有近40家世界500强企业确定将参加论坛,包括沃尔沃集团、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印度塔塔集团、赢创工业集团、韩国SK集团、三星集团、日本三菱商事、印度Suzlon公司、英国标准人寿集团、德勤公司、美银美林、爱立信、BP、通用电气、微软、马士基集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铝业集团、中远集团等。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西澳分会会长邓曜东( Duncan Calder)对本报表示,参加博鳌十分受益,而其妙处正在于其提供的中国政策面的方向和整体的人脉网络。

  全球化与贸易保护:自由贸易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面对来势汹汹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局。

  近来,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之风愈演愈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部主任乌里达杜什说,中国如何处理贸易纠纷值得密切关注。

  在众多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中美织带贸易摩擦的结果耐人寻味。姚明织带饰品有限公司(下称“姚明织带”)因积极应诉免于制裁,而另外临阵脱逃的企业则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作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中国企业还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行动应对这场战争。

  认清形势

  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贸易保护主义也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不能听之任之。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自保性进一步增强,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针对我国的贸易救济措施进一步加剧。

  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且贸易摩擦涉及的国家、产品种类和金额纪录也不断被刷新。仅2009年前三季度,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产品发起88宗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包括57宗反倾销调查。根据商务部统计,目前全球有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针对我国出口产品。

  但是,目前全球经济贸易形势有所好转,为何贸易保护主义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江瑞平日前分析,危机中需要共患难,复苏时更容易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在经济复苏之时,通过各种机制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衰退的需求相对减弱,有关经济体更可能将重心放在本国市场的振兴上。此外,目前全球经济在复苏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依然十分严重,那些复苏滞后的经济体更容易对率先复苏的经济体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九三学社中央今年提交给两会的提案中也提到,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以上,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技术标准、绿色经济、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领域处于不利的地位。加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引起竞争对手的打压。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危害的严重性和长期性,将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提案指出。

  积极应诉

  虽然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威胁,但遗憾的是,我国企业层面由于缺乏WTO框架下国际贸易的法律知识和对贸易争端解决规则的了解,当遭到别国贸易救济调查时,应诉不力,甚至根本不去应诉。

  2009年7月23日,美国作出立案决定,对中国织带产品发起 “双反”调查。这是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发起的首起“双反”调查,也是后配额时代美国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的第一起贸易救济措施。

  在这起贸易摩擦中,只有姚明织带积极应诉,并于今年2月份初战告捷。但是另外两家被抽中应诉企业却中途放弃,导致中国织带的“双反”税率整体提高。其中13家没被抽中单独调查的应诉企业的税率,是取强制性应诉企业所获税率的平均值,而没参加应诉的企业,被征收最高额的税率。

  这样的例子也并非个案。在前几年美国对中国对虾反倾销官司中,湛江国联经过积极应对,拿下了零税率,而在美国对中国卧木家具反倾销官司里,中国企业也经过积极应对拿下很低的税率。这都显示了企业积极应诉的必要性。

  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中分析,除了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造成我国企业容易被认定存在倾销以外,我国企业缺乏与反倾销关联的会计信息特别是成本信息,也是致贸易救济调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同时,我国企业平时不注重相关资料的积累,财务会计资料也与反倾销应诉口径不符,无法为应诉提供有力的抗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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