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量的角度看， 伴随着中国3季度经济数据的公布，中国保增长政策的效果进一步体现；如果从质的角度看，中国经济还存在诸多不平衡。这为宏观调控者提出了一个课题，即：在尽力维护经济复苏的成果上，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加快改革帮助经济建立更具持续性的增长模式。我们认为，未来政策的再平衡主要包括反周期政策的调整、政策重点的转移、以及对造成不平衡的制度根源进行改革。
伴随着中国3季度经济数据的公布，中国保增长政策的效果进一步体现。如果上半年还有人怀疑的话，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但这仅仅是从量的角度看，如果从质的角度看，中国经济还存在诸多不平衡。当下，宏观调控者除了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尽力维护经济复苏的成果外，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加快改革帮助经济建立更具持续性的增长模式。
危机管理下被动式平衡的建立
在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了10％以上的高增长。这令世人艳羡的经济成绩，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全球经济持续保持4％以上的高增长，尤其是美国为代表的居民消费快速增长；二是中国正处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红利期；三是中国固有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的优势。这一高增长背后的基本事实，是美国的高消费和中国的高储蓄。相对于供给而言，需求显得更加重要，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消费。如果美国的过度消费能够维持，那么这种增长模式就能够维持，而次贷危机的爆发证明美国过度消费难以为继。在外在的压力下，中国经济开始进行被动式平衡。
从去年次贷危机以来的实践看，这种被动式平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以投资替代外需。受全球经济下滑影响，中国出口受重创。在居民收入增速下降，消费难有大起色的背景下，投资成为保增长的主要手段。在出口下降20％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固定资产投资30％以上的增长，8％的GDP增长将难以实现。实际上从前三季度的数据看，如果没有投资加快的贡献，GDP的实际增长率可能只有5％左右，要明显回落2.7个百分点。二、以政府代替市场。伴随着经济趋势的逆转，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市场需求极度萎缩，政府支出成为抑制经济惯性下滑的主要力量。去年11月份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对避免私人投资下滑导致经济下滑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加快银行放贷弥补市场流动性不足。由于外汇占款是我国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外需下降将导致基础货币投放下降，企业借贷意愿下降也将导致货币乘数下降，二者都将导致流动性收缩。在这种情况下，加大信贷投放一方面可以为政府投资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企业的资金压力。四、延缓部分领域的改革。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公用事业、汇率等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环节。由于次贷危机冲击，部分领域的改革推迟，例如汇率，经历近三年升值后，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再次和美元挂钩，全年的汇率基本上一直维持在1:6.8左右。这些改革的延缓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
正是由于四个方面的被动式平衡，中国经济才得以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8％甚至更高的增长。但这种被动式平衡，只能是暂时的、危机时期的权宜之计。伴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担心可能发生的弊端也开始显现。第一，以投资补外需的方式，恶化了投资和消费的矛盾。由于投资增长率持续高于消费增长率，我国消费率已经下滑到了非常危险的水平。今年以来政府推动的投资增长率的加快，使得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的差距扩大到18.2个百分点，去年只有4.5个百分点。以支出法核算，今年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将达到46.2％，创有该项数据以来的新高。危机的爆发是因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而以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政策，实际上加剧了中国经济固有的投资和消费的这种失衡。
第二，加剧了中国产能过剩的压力。加大投资是保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但是由于投资“当期是需求，未来是供给”的双重性，使得未来产能过剩的压力加大。在危机前，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就已经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导致的出口低迷更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程度。以投资为主的保增长方式，使得未来产能过剩的风险进一步加大，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六个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其中既有传统行业，又有新兴产业。危机爆发之后，各地政府希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走出危机，积极支持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行业的发展，但由于缺乏规划、导致无序和盲目建设严重而产能过剩。
第三，民企生存空间进一步受挤压。以政府支出代替市场需求是保增长的手段，并不是政策目的，政策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政府支出增加避免需求收缩的恶性循环，为市场需求的恢复创造条件。但实践中，由于政府项目是保增长的主力，实施主体是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受益不大。保增长名义下，物质资源和金融资源多向国有企业倾斜，民营企业投资受到不同程度挤压。某些地区和行业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倾向，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带动效应不明显。
第四，资产泡沫开始显现。大量的流动性投放，要么体现在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要么体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由于产能总体呈现过剩，商品型通货膨胀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资产泡沫的苗头开始显现。由于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仍较低，部分贷款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以各种形式进入房市、股市，增加了资产泡沫的风险。
未来政策再平衡的建立
当保增长实质上以一种不平衡代替了另一种不平衡，中国靓丽的经济数据，其本身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能否持续，在依靠经济自我修复的同时，更多地需要靠政策加以引导。因此，未来政策的再平衡对于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至关重要。
我们认为，未来政策的再平衡主要包括反周期政策的调整、政策重点的转移、以及对造成不平衡的制度根源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