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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省委书记苏荣在全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工作现场会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强大动力，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努力实现新型城镇化更好更快发展。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转向内需型增长的战略着力点；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已成为江西科学发展、加速崛起的强大引擎。
　　一、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对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其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全国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发展；其二，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其三，消费结构正在发生由日用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转型的深刻变化。这三个特点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相联系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既是“发展黄金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因为经济发展决定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如城乡结构、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等都将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是依循一定发展规律进行的，如果顺应了规律，社会就平稳快速发展，进入“发展黄金期”；如果违背了规律，就会产生和积聚社会矛盾，进入“矛盾凸显期”。以消费变化为例，在日用必需品时代，是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消费品供不应求；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消费决定生产，消费的周期延长，富人买了耐用消费品，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再买，穷人又买不起，这个时候内需就受到抑制。富人与穷人就是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结果，日用必需品与耐用消费品就是消费结构变化的结果，而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就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
　　我们现在实行“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并进行补贴的政策，正是化解这些矛盾的措施。这些措施对化解这一时期的矛盾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消费结构的变化还要求消费方式、消费习惯随之发展变化。比如，农村“屋前屋后，种瓜种豆”，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菜蔬，电冰箱在农村的作用就不如城市大，销路也是如此。
　　工业化产生供给，城市化产生需求。我们现在面临产能过剩的难题，其实，产能过剩是相对的。以钢铁过剩为例，完成工业化需要人均1吨钢铁，我们现在人均才500公斤，之所以会出现过剩，原因就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韩国在1960年到1981年的工业化加速阶段，工业化水平从20％提高到39％，同期城市化水平从28％提高到56％；日本在1947年到1975年的工业化加速阶段，工业化水平从28％提高到36％，同期城市化水平则从28％猛增到75％，韩国、日本在工业化加速期就通过城市化有效地规避了产能过剩问题。有学者计算过，以50平方米大小的房屋面积计算，每转变1％的农民的社会身份，每年需要租售住房700万套，如此一来，即使中国年出口率为零，也可以保证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
　　显而易见，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抓手，是我国转向内需型增长的战略着力点。要从根本上化解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就要顺应规律，把握机遇，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二、构建以南昌为核心的鄱阳湖城市群
　　随着城镇化的纵深推进，在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周围，聚集了不同类型、规模的城市，形成与核心城市保持较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的城市群体，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城市群”。
　　城镇化初期，是以单个城市的平面扩张为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更大范围内，逐步形成以一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协调分布，城镇间保留一定的农田、林地、水面等绿色空间，并通过高效便捷的交通走廊相连接的城市群。这种城镇化形态，由于有现代化的交通网络连接，可以增强和突出核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由于城市群的区域间是多中心的，可以防止单个城市过度扩张带来的“城市病”；由于城镇之间又是相对集中的，可以避免分散型城镇化带来的土地浪费和物流成本上升。城市群区域既是创造就业和人口居住的密集区，也是支撑经济发展、参与区域竞争的核心区。城市群是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对周边地区具有巨大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的兴起，是当今世界区域经济竞争与发展的大趋势。
　　从我国中部六省制定的崛起战略可以发现，各省重点都集中在城市群（圈、带）的发展上。河南提出构建以省会郑州为中心、1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包括洛阳、开封等9个设区市，14个县级市、34个县的中原城市群。湖北提出构建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周边100公里内的鄂州、黄冈等8个城市在内的武汉城市圈。湖南提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要将长株潭地区打造成湘鄂赣三省区内最具发展爆发力的城市群。安徽提出构建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芜湖等9个城市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共59个县（市、区），皖江城市带致力于构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城市化水平。
　　加快江西新型城镇化进程，也应重点构建以南昌核心的鄱阳湖城市群。以南昌市为核心，以60公里为半径，形成一个都市圈；同时，以九江市为中心，以40公里为半径，形成另一个都市圈；通过昌九工业走廊为发展纽带，将两个都市圈连接起来，以此为基础，构筑鄱阳湖城市群。南昌和九江都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中心城市，这一城市群的形成可以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的落实，既可成为全省的经济高地，又是全省乃至全国的生态高地。
　　在建设鄱阳湖城市群的过程中，应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南昌。与国内其他省区相比，我省特大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还不够强。根据适度非均衡发展理论，应整合资源优先发展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较高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强化中心城市集聚和辐射功能，增强中心城市产业基础的扩张能力，加快人口和生产要素集聚，是建设江西经济高地、拉动全省经济进一步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应当举全省之力，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南昌，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加快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全面提高产业、人口、资源集聚和辐射能力，使之成为鄱阳湖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引领江西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之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物流商贸中心，为江西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作出更大贡献。
　　三、创新体制机制，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
　　2009年我省城镇化率为42.6％，比上年提高了1.24个百分点，但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籍的只有2万人左右。在一些地方，尽管有的农民可能在城市务工已经二三十年，有的甚至在城市居住几十年了，有的子女就出生在城市，但他们和子女的身份依然是农民，这就形成了“不完全城市化”现象。如果能够适时解决这些进城农民的户籍问题，加快他们市民化的进程，对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加快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都会有积极作用。
　　因此，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必须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首先，要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户籍改革将彻底拆除分隔地区和城乡的“户籍围墙”，形成人人平等、公平竞争、尊重个人选择的市场运行机制。其次，为进城农民放弃农地作出制度安排。进城农民放弃农地，可以加快农业规模经营的步伐，可以消解“不完全城市化”的阻力，促使进城农民完成永久性迁移；进城农民完成永久性迁移，可以减少、化解“候鸟式”迁移带来的如公共设施城乡重复建设、季节性交通拥堵、进城农民在城市的边缘化等诸多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城乡统筹，科学设计以放弃农地换取城市社会保障或获取城市购房补贴的制度，以及以放弃农村宅基地获取购买城市经济适用房或享有租住廉租房资格等制度。最后，实行永久性迁移不可能一步到位，“候鸟式”迁移还会存在一段时间甚至是较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有些公用设施就会出现“农村闲置、城市缺乏”的现象，如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资源问题。各地应该站在新型城镇化的高度，城乡统筹解决这一问题。以进城农民子女教育为例，应该根据城镇化人口增长的速度，科学测算不同时段进城农民子女人数，投放资金，增设学校网点。解决了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既可解除进城农民的一大后顾之忧，又可促使农村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农村教育质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