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典范。业内专家透露，美国有相当多的矿产资源储量都位居全球首位，但是为了保护本国资源，美国封存了大量的矿山，转而从国外进口矿产品。以稀土为例，由于原子结构特殊，稀土家族的17个元素与其它元素结合，可组成品类繁多，功能千变万化，用途各异的新型材料，且性能纷纷提高，被称作“当代的工业味精”。美国稀土储量世界第二，但它很早就封存了国内最大的稀土矿——芒廷帕斯矿，每年从我国大量进口。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制订了储备稀有金属的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和部分企业，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矾、锰、钴、镍、钼、钨、铬等稀有金属，要求储备足够三个月到半年的消耗量。为此，日本通过多种方式建立了储备专项资金，并不惜为进口稀有金属动用了大量的国家预算。日本政府还鼓励本国企业到海外大规模投资矿产资源。
然而今天，当中国开始限制稀有金属的出口时，美国贸易代表科克却说：“中国是全球稀有金属的供应国。”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不是只许他们放火，不许我们点灯呢？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周世俭在前不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欧美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美国不许出口本国野生西洋参，加拿大不许出口祖母绿宝石，日本连可再生的木材都不能出口，各国都在保护自己的资源，中国怎么就不能呢？”
主持人：
实际上我们不仅仅像铝土矿、萤石这样的一些原材料大量出口，还有很多稀缺的资源也在大量出口，比如像稀土，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内蒙古稀土行业协会的常务副秘书长张安文先生。张先生，你好。
张安文(内蒙古稀土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你好，主持人，我是张安文。
主持人：
能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稀土是一种什么样的金属，它有哪些特殊的作用吗？
张安文：
稀土是包括镧、铈、镨、钕等17个元素在内的一种有色金属元素，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在传统产业，比如钢铁、有色金属、冶金、机械等各个方面有广泛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在高技术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新材料的宝库”，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味精”或者“维生素”了，它是我们高精尖技术的主菜。
主持人：
像这样的稀土，我们出口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比如原料的形式还是经过加工，是一种什么样的价位？
张安文：
是这样，我们的稀土现在大部分还是以原料的方式出口，它的附加值也不够高，比如我们出口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还有一些稀土的合金，当然也有少量的稍微高附加值的材料。
主持人：
我们看到网上也有一些相关的文章，说我们现在有些稀土卖得比猪肉还贱，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
张安文：
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应该说我们稀土的价位在比较长时间里还是比较低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氧化铝最低时候每公斤只有8美元左右，连成本都不够，有的时候只有我们正常价格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国外用它加工以后，它只用几克或者零点几克可以产生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升值，应该说大头都是人家赚的，他们还要说这说那。
主持人：
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目前的稀土开采量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是怎样一个衰减程度？
张安文：
是这样，轻稀土和重稀土是两种主要的稀土，中重稀土是更宝贵的资源，在高科技乃至军工国防当中有更重要的应用，中重稀土以我们江西、广东、福建为代表，有一定的储量，按照一般的估计，如果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只有三五十年就要开采完了，有的专家估计得更少。轻稀土以北方的我们内蒙古白云鄂博矿为主，还有相当的储量，但是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尤其稀土资源非常宝贵，我们应该很好的保护，并且做到可持续的开采。
主持人：
非常感谢张安文先生。
刚才张先生也提到稀土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从片子当中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对资源是自己不开采，进行保护。大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对于有些资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美国、日本一样，我们不开采，我们保护起来。
张汉林：
是的，完全可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产权界定，一般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欧美发达国家是把很多所谓的资源私有化的。所以把它私有化，成为一种企业行为以后，企业如何做，怎么做，WTO政府是管不了的，因为WTO只管政府的贸易行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现在欧美对我们指手划脚，它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是我们通过征收出口税的行为和方式，进而去产生对贸易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这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判断。但是在事实上，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我们政府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只要我采取了相应的国内措施，也在限制原料性产品的使用消费和生产，自然而然就不违反WTO规定了，所以可以采取的形式是很多种的。但是我们认为从生产环境直接加以影响，这样我们不用单纯的在出口和贸易的环节和行为在产生摩擦以后进行磋商和交涉，应该说更为妥当一些。
主持人：
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利用好WTO这个规则，是以政府为主体，还是以企业为主体？
张汉林：
目前通常的做法，因为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是所谓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所以他们一般都选用企业行为的方式来运行和操作，这样显得更方便一些。
主持人：
如果从现行的情况来看，在整个外贸政策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资源，比如像价位的确定、关税、配额？
张汉林：
你说得对，我们现在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提出贸易方式的转变，其实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性产品出口的中长期规划，有意识地调整我们一些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战略，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同时也跟很多很重要的进口国、消费国提出一个所谓的政策预警，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根据WTO规则，分阶段地实施，逐渐限制这种产品的出口，这样他自己的所谓谈判也不至于太过重。
其实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的政策措施不单纯是为了所谓的控制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很多人误解为是控制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进而损害它的利益，其实不是的，实际上我们是一种长期的中国的环境战略，中国的资源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贸易领域方面做出这样重要的表现而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像我今天在接受国内外媒体的采访的时候，特别是境外媒体采访的时候，跟很多境外的记者在交流的时候，跟他们一解释，他们自然很清楚、很明白中国的战、和政策和目的，不是说我为了单纯针对欧美本身来做的，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对全球、对地球负责，对环境资源负责的态度来决定的.
主持人：
咱们说到具体的操作角度来讲，比如在外贸的过程当中，对于一些稀缺的资源，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稀土，对于它的价格的确定，为什么我们没有发言权，而像石油，石油输出国组织有它的定价发言权？
张汉林：
你说得很对，这里面的确值得我们深层的思考。中国在逐渐完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之中，我们认为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功能和所谓的作用没有得以充分的发挥，在这个领域其实表现得相当突出，尤其在所谓的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和出口中，比如铁矿石，中国作为全球铁矿石的进口大国，乃至占全球进口的一半以上，但是我们却不能控制铁矿石的价格，而却由几个所谓的卖方来控制。而相反，我们自己占主导地位的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价格，我们却自己不能左右、控制。实际上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刚才我讲的，我们中国的企业认为出口有利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一起出口，这样价格的协调也变得很困难，如果没有赋予行业协会很重要的半官方、半民间的政府职责，这个时候它的协调功能就显得并不特别的重要，并不特别的突出，所以我们现在的企业也习惯于某种政府的管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想像，行业协会的确它的角度很尴尬，从另外一个深层次的反映，我们如何更多地赋予行业协会的职责，让它在正常的供求关系中，在生产消费的环节中，无论是国内国外，正常的进行所谓的市场调节作用，这个显得越来越必要了。
主持人：
今天我也看到有相关的评论，提到资源保护，特别是在出口的过程当中，外贸政策是一个手段，但是并不是上策，他们觉得在外贸之外应该还有其他方式，比如像资源税的调节，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哪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张汉林：
你说得很对，实际上我们经常说，当贸易摩擦表现出来的时候，这种东西已经既定事实了，但是真正的源头在哪儿？源头是在生产领域，是在上游，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上游的角度限制某些产品的生产，限制的最好手段，就是你刚才讲的，比如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不用等到它出现了贸易摩擦的时候才去解决，我只要控制资源性产品的生产，自然而然在国内，在国际上的供应量就有限，你根本不需要配额，自然而然它的出口的数量就少了，价格就上去了，欧美也好，其他任何进口国不得不购买我中国的，就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国内的供应，全球供应就是它，所以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主持人：
也有一种评论说，我们民族色彩也不能够太强了，比如在WTO框架之下，如果说我们限制了这些原料的出口，对于整个经济、对于其他的国家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张汉林：
我们中国作为WTO成员，尤其是我们既是重要的出口国，我们现在的出口占世界第二位，在2008年仅次于德国，甚至有分析预测，2009年我们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而另一方面我们的进口也超过德国，成为世界进口第二。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开放经济、外贸、外进、外经、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开放经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恰巧我们认为，贸易政策和国内的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应该是一体的。所以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不能单纯的就贸易谈贸易，这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不能把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和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隔离，经济增长的方式隔离，这是极其重要的。
主持人：
您刚才提到，比如像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抛开经济手段之外，在其它方面我们还有哪些应该加强的？
张汉林：
我认为，其实我们应该用市场、经济、行政、法律的手段共同来解决。
